关于“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时代成因思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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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文席卷互联网，使“躺平主义”一跃成为现象级流行语。“躺平主义”以其喜感的调侃方式、动态的叙事风格和悲情的心理构境，一经网络媒介的发酵与传播，迅速拨动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一时间燃爆公共舆论场。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角度来看，“躺平主义”传承了“佛系主义”的“丧文化”基因，但却拥有更加清晰的身份标识和更为明确的实践指向。

“躺平主义”主要关涉“80后”、“90后”两代已经参与社会劳动的青年群体。“躺平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实践动机是要对抗社会的高度“内卷化”。所谓“内卷化”如今被泛指社会某些领域的劳动边际效应持续锐减，劳动主体被迫卷入“恶性竞争”和“高度内耗”状态，从而造成“个体‘收益努力比’呈现某种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为此，部分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他们不再积极渴求成功与奋进，而是宁愿主动降低自身欲求，通过贯彻“断舍离”的生活理念和“丧佛躺”的生活方式，使自身实现“超然物外”的生活状态。然而，在工作压力与生活成本双重叠加的现代社会，真正具备“躺平”资格并选择“躺平”生活的青年人毕竟是少数。《**》锐评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总是在黎明被自己设的闹钟叫醒”。正因如此，“躺平主义”更像是蛰伏于青年人内心深处的一种“镜像人格”，是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高度竞争压力之下，能够借此获得情绪宣泄和压力释放的一种标签化、符号化的话语狂欢与文化表征。本文试图在勾勒“躺平主义”群像特征基础上，分析其社会成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

一、“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步入新发展阶段，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跃升意味着当代年轻人尽管仍需要倚靠劳动来维持生计，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更加期望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有意义的人生。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他们最初充满着对职场生活的炽热、激情与渴望，社会劳动几乎承载着他们全部的理想、抱负和未来。然而，全力以赴的结果如果是满足感的频频“缺席”，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便会沦为强制性的、束缚个性发展的铰链，呈现为一种非创造性的劳动形态。“躺平主义”正是当代青年对非创造性劳动表现出的一种消极抵触和软性抵抗。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心理表征、价值构境、话语叙事和形象定位等维度加以窥探“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

1.心理表征：集体记忆里的“劳动创伤”

心理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指外界事物在主体心里的主观反映和存在方式。“躺平主义”者的心理表征主要表现为主体在参与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最初来源于劳动主体所亲历的某些伤害性事件（如工作中的失败经历、同事间的紧张关系、被领导责备等），它们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主体在认知、情感甚至价值层面的消极反应（如心理疲惫、情绪衰竭、精神焦虑等）。这些消极体验和负面情绪一旦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释放与疏解，就极易在青年人的潜意识里持续累积，最终形成对工作本身（劳动）的负面记忆。“创伤记忆”最初以碎片化和个体化的形式留存在主体心里。由于每个人对创伤的感受和体验不同，个体表达创伤的方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创伤在个体化的话语叙事中就难以被集体反思而成为一种公共性话语表达。但是，“创伤记忆”一旦借助媒介技术的“言说”与传播，就会以符号表征的形式再现，唤醒人们的深层负面记忆，从而获得集体的情感认同。事实上，“躺平主义”的话语叙事恰恰是由于网络媒体的煽动与渲染，并与部分青年群体的“劳动创伤”记忆形成深度互契，才能够被即时性地转化为一种“集体情绪”和社会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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